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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区“两抢一盗”案件情况分析

 

点击数:  日期:2010-01-26 作者:admin  文章来源:宝剑网

宝安区“两抢一盗”案件情况分析

黎黎

 

内容提要:近年来,宝安区“两抢一盗”案件一直处于高发状态,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安全感,成为了困扰宝安区社会治安的一大难题。本文以对宝安区“两抢一盗”案件特点的总结为基础,分析了影响“两抢一盗”犯罪的社会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为宝安区“两抢一盗”犯罪的控制和预防提供参考。

关键词:“两抢一盗”犯罪   外来务工人员   生存状态   犯罪成本   情感真空

 

“两抢一盗”犯罪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最原始的自然犯类型之一,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具有高发性,也均是刑事打击的重点。长久以来,“两抢一盗”之所以备受犯罪分子的“青睐”与其自身的特点密不可分。首先,“两抢一盗”直接以侵财为目的,而人类获取财富的原始冲动、资源的希缺和分配的不均共同为侵财型犯罪提供着肥沃的滋生土壤。其次,“两抢一盗”具有简易性。作案方法简单,无需高智商,无需精心策划;作案形式多样,既可单人作案,也可团伙作案;作案工具简易或干脆无需作案工具;犯罪对象广泛,任何财物均可成为犯罪对象,任何有财物的人均可成为被害人。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两抢一盗”是贴近群众生活的高发性刑事犯罪,如果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有力的打击,将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的社会安全感,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因此,对“两抢一盗”案件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并进行对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宝安区“两抢一盗”犯罪现状

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其所处时期、所处地域的物质、文化条件的反映,因此,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两抢一盗”犯罪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一些时期“两抢一盗”犯罪中以盗窃案件为主,一些时期则以抢劫案件为主;一些地方以路面作案为主,一些地方则入室作案数量较多;一些阶段以单人单案居多,一些阶段则以团伙作案为主,等等。宝安区紧邻深圳经济特区,经济发达,人口流动频繁。事实上,在深圳市六个区中,宝安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国民生产总值最高。在这样一个财富与流动人群汇集的区域,“两抢一盗”犯罪特征显著。

(一)“两抢一盗”案件总量具有高发性

虽然高发性是“两抢一盗”案件在社会发展各个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但是,宝安区“两抢一盗”案件的高发达到了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程度。

首先,从绝对数量来看。以近三年宝安区以及与宝安区毗邻的南山区公安机关呈捕的“两抢一盗”案件数据为例。2006年,宝安区公安机关共呈捕26124020人;而南山区公安机关仅呈捕9291385人。2007年,宝安区公安机关共呈捕24163942人;而南山区公安机关仅呈捕8541327人。2008年一至七月份,宝安区公安机关共呈捕13912314人;而南山区公安机关仅呈捕455727人。宝安区与南山区同为深圳市六区之一,两区地理紧邻,经济文化互通,人员亦可自由流动,“两抢一盗”发案数量上的悬殊差距除了凸现出宝安区“两抢一盗”的发案数量畸高之外,更暴露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宝安区存在着适宜“两抢一盗”案件滋生的客观环境。

其次,从相对数量来看。2006年,宝安区公安机关共呈捕各类案件44416863人,其中“两抢一盗”案件为26124020人,占呈捕案件总数的58.8%,占呈捕人员总数的58.6%。2007年,宝安区公安机关共呈捕各类案件4321件,7011人,其中“两抢一盗”案件为24163942人,占呈捕案件总数的55.9%,占呈捕人员总数的56.2%。2008年一至七月份,宝安区公安机关共呈捕各类案件26964480人,其中“两抢一盗”案件为13912314人,占呈捕案件总数的51.6%,占呈捕人员总数的51.7%。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近三年来,“两抢一盗”案件总数和涉案人员总数在宝安区公安机关呈捕的各类案件中始终保持在50%以上。这说明,宝安区“两抢一盗”案件不但绝对数量大,并且,一半以上的犯罪行为人都选择“两抢一盗”作为其犯罪方式,也就是说,在宝安区作案的犯罪行为人的自身特点更“适合”实施“两抢一盗”犯罪。

(二)“两抢一盗”案件犯罪主体身份特征显著

对犯罪主体的研究和分析是犯罪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刑事犯罪,作为由行为人实施的一种客观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与行为人自身的特点密不可分。主体的年龄、性别、成长环境、教育背景、工作性质、生活状态、性格甚至外貌特征都会对犯罪类型、方法、性质等产生影响。例如,年龄在1422岁期间的行为人实施的多为临时起意的激情型犯罪;暴力性犯罪的主体通常为男性;女性在共同犯罪中通常为从犯或协从犯;单亲家庭的孩子长大后往往更容易犯罪;实施暴力性、激情型犯罪的行为人通常文化水平较低;性格内向的行为人一旦犯罪其犯罪手段往往更为残忍,等等。因此,分析主体特征并对症下药是预防犯罪的有力手段。从近三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宝安区“两抢一盗”案件的犯罪主体具有显著的身份特征。

首先,户籍方面。犯罪主体的户籍特征显著,“两抢一盗”案件的行为人几乎全部为非深圳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深圳本地户籍人口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至2008年(一至七月份),呈捕的“两抢一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中,具有深圳本地户籍的平均仅占3%弱。而三年来,呈捕的户籍在广东省外的犯罪嫌疑人每年分别占该类案件呈捕总人数的89.5%、88.9%和89.5%。户籍特征是宝安区“两抢一盗”案件犯罪主体最为突出、最为基础的特征,犯罪主体的其他特征要么与这一特征密切相关,要么就是这一特征的衍生。因此,在研究中应对犯罪主体的户籍特征予以特别关注,并将整治和预防“两抢一盗”犯罪的重点放在外来人口这一群体上。

其次,年龄结构、文化结构、职业结构方面。第一,平均年龄较小。2006年至2008年(一至七月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分别占呈捕总人数的19%、22.1%和16.9%,而1635岁的青壮年平均每年都占到了85%以上。第二,文化水平普遍偏低。2006年至2008年(一至七月份),“两抢一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中,初中及以下文化人员所占的比例分别为99.8%、90.7%和90.4%。第三,多为无业人员。近三年来,平均每年无业人员的人数占总人数的75%以上。可以说,以上三个特征是“两抢一盗”犯罪主体户籍特征的衍生。宝安区紧邻深圳经济特区,工业发达,工厂密布,大量的外来人口在这里工作、生活和寻找工作机会。由于宝安区的产业升级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区内多为“三来一补”等简单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对劳动力资源的体能要求较高,而对文化素质的要求则较低,因此,在宝安区工作和到宝安区寻找工作机会的大量外来人口多是年轻力壮但文化水平偏低。

(三)“两抢一盗”犯罪向团伙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犯罪能量不断增强,主观恶性加深

犯罪作为对社会资源进行不正当分配的一种方式,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处于与国家强制力和社会制度相抗争的状态。国家和社会为维护社会秩序,采取种种措施来打击和遏制犯罪,犯罪分子为更好地实现犯罪目的和保护自己,也结合各种社会条件,想方设法地增强犯罪能量。[i]对犯罪分子来说,共同犯罪无疑是一个增强犯罪能量的“好方法”。从近三年呈捕的“两抢一盗”案件数量和涉案人数的比例可以看出,单人单案的案件数量有所减少,而多人多宗的案件数量却不断增加。许多犯罪分子以地域联系、工作联系为纽带,组成犯罪团伙,团伙内部分工明确,互相配合,拥有极强的犯罪能量。以杨某某等六人盗窃案为例。杨某某等六人原系同一个村子的农民,先后来到深圳务工。一个偶然的机会,杨某某结识了专门用解码器盗窃汽车的郑某,并从郑某处“学习”了盗窃汽车的方法。很快,自以为发现了生财之道的杨某某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其余五名犯罪嫌疑人,六人一拍即合,结成了盗窃汽车的犯罪团伙。团伙内部,分工明确,专人负责跟踪被害人并通报信息,专人负责搜码、解码盗车,专人负责破坏现场监视器,专人负责销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竟然盗窃了17辆汽车,涉案金额近200万元。

在犯罪能量不断增强的同时,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也在加深。首先,“两抢一盗”案件中,直接危害被害人人身安全的抢劫犯罪比例最高。2006年,呈捕的抢劫案件为15202648人,而呈捕的盗窃案件仅为573785人,呈捕的抢夺案件仅为519587人。2007年,呈捕的抢劫案件为14852703人,而呈捕的盗窃案件仅为551810人,呈捕的抢夺案件仅为380429人。其次,作案手段更为残忍,情节更为恶劣。以抢劫案件和盗窃案件为例。2007年,呈捕的抢劫致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仅13件,参与实施该类犯罪的嫌疑人只占当年呈捕犯罪嫌疑人总数的0.74%,而2008年仅一至七月份,抢劫致被害人死亡的案件就高达24件,参与实施该类犯罪的嫌疑人只占当年呈捕犯罪嫌疑人总数的3.03%。无独有偶。2006年,呈捕的入室盗窃案件仅16件;2007年,增长为60件;2008年仅一至七月份,就高达83件。

以上三点是近年来宝安区“两抢一盗”案件最为显著的特征,三者关系密切。大量外来人口无序迅猛的涌入,为“两抢一盗”案件的高发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高发的“两抢一盗”案件的被害人又有相当数量是外来务工人员。高发的“两抢一盗”案件还在一定程度上对潜在的犯罪分子起到了“示范作用”,一些犯罪分子通过地域联系等组成犯罪团伙,通过不断作案积累犯罪经验,犯罪能量不断增强,主观恶性也在加深。

二、宝安区“两抢一盗”犯罪现状背后的原因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宝安区“两抢一盗”犯罪数量畸高,犯罪主体几乎均为非深圳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并且犯罪能量不断增强,主观恶性也不断加深。这说明,要将研究宝安区“两抢一盗”犯罪的重点放在外来人口这一群体上。那么,为什么外来务工人员容易走上“两抢一盗”犯罪的道路呢?德国学者冯·李斯特指出,犯罪是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其中又以社会因素为首。[ii]因此,必须将“两抢一盗”犯罪置于社会大背景中加以深入研究,才能找出表相背后的原因。

(一)自身生存状态不佳和周遭繁荣富裕的城镇生活诱使外来务工人员产生获取大量金钱的强烈冲动

1.自身生存状态不佳使外来务工人员产生了对金钱的合理需求

外来务工人员生存状态不佳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文化素质低和缺少社会经验是导致外来务工人员容易陷入生存困境的根本原因。如上一部分所述,目前到宝安区务工的外来人口大多年轻力壮但文化水平偏低。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外来务工人员能够选择的工作的范围十分狭窄,只能从事繁重而收入相对微薄的体力劳动,工资除去自身用度和补贴老家之外,很难有所积蓄。一旦失业或遇到突发状况,由于没有积蓄、身边又没有亲友,生活往往难以为继。以陈某等三人抢劫案为例,当承办人问起抢劫的原因时,陈某等三人的回答简单干脆,十分一致,“被厂里辞退一个星期了还没找到工作,没钱吃饭了”。由于年纪小,再加上刚刚从相对闭塞的农村走出来,外来务工人员通常社会经验不足,容易冲动,容易率性而为,没有未雨绸缪的意识,尤其是其中的男性。有工作的时候,时而会不假思索的主动辞工,时而会因违反工作纪律而被辞退。没有工作的时候,不积极找工作,想着先玩一阵再说,等到身无分文了才发现工作机会原来不是时时都有,从而陷入生存的困境。第二,高发的外来侵害是外来务工人员容易陷入生存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相对于户籍人口来说,外来务工人员更容易受到工作伤害。长时间的工作,高强度的劳动,极大的考验着他们的体能,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劳动伤害,从而因受伤而陷入困境。其次,相对于户籍人口来说,外来务工人员更容易成为“两抢一盗”等刑事犯罪的被害人。统计数据显示,宝安区85%以上“两抢一盗”犯罪的案发地是工业园或城中村附近,而工业园和城中村也正是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地区,相对于户籍人口来说,外来务工人员更多的暴露在犯罪分子的活动范围之内,其人身和财产安全更容易受到侵害,并因侵害而陷入生存的困境。以覃某等三人抢劫案为例,20071月上旬,覃某从工厂辞工准备回家过年。返乡的前一天晚上10时许,覃某和女友在工业园附近散步时被三名男子抢劫,覃某随身携带的黑色腰包被抢走,而该黑色腰包里面装有覃某这一年的积蓄和返乡的车票。为了能够按计划返乡,不让家里的亲人失望,覃某便纠集了两名同乡,以同样手段抢劫路人,结果被巡防队员当场抓获。第三,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是外来务工人员容易陷入生存困境的深层次原因。近年来,为切实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深圳市、宝安区两级党委和政府为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不懈努力,并于20055月开始向户籍人口和外来务工人员统一发放《深圳市劳动保障卡》。但是,宝安区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情况仍不容乐观。首先,社会保障的形式单一,覆盖面有限。目前外来务工人员享受到的主要是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这一部分,而商业保险、社会福利、慈善救助等形式的社会保障还未形成机制,在遭遇到突发事件,比如被盗抢之后,很难得到有效的保障,从而陷入生存困境。其次,社会保险的落实情况还有待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周期较短、流动性强,维权意识差,一些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往往利用这一特点,以拖延或拒绝签订劳动合同,不为员工申办社会保险,甚至是“跑厂”等形式来逃避责任,从而使外来务工人员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最后,社会保障的宣传工作应进一步加强。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外来务工人员的权利意识淡薄,遇到困难后往往不知道是否可以及如何寻求救助,从而难以摆脱困境。

2. 周遭繁荣富裕的城镇生活的诱惑使外来务工人员产生了对金钱的贪念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代人整整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市的综合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幅宏伟的时代风采画卷。位于深圳西部的宝安区在撤县建区以来,充分利用地缘、人缘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全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2007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829.52亿元,同比增长18.1%,高于年初计划1.1个百分点,完成额占全市生产总值的27%,继续位居六区之首。经济总量在珠三角洲城市群中仅低于广州、佛山、东莞三市,超过除深圳之外的四个经济特区。发达的经济使宝安区成为无数追梦青年心中的淘金圣殿。他们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满怀希望地涌入这座陌生的城市,而来到之后他们才发现,现实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赚钱也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市场趋于成熟,社会发展稳定,仅凭健壮的体魄是很难获得经济上的成功的,他们发财致富的美梦就像肥皂泡一样破裂了。与此同时,城市里灯红酒绿的生活给他们的心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之前生活在相对闭塞的乡村,乡里乡亲的经济状况相差不多,虽然贫穷,到也平静。如今来到了这开放的大城市,看到了富裕群体的奢华生活,感受到了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巨大经济差距,不患寡而患不均,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产生了强烈不满,产生了像有钱人一样生活的强烈渴望,对金钱的热情不断升温。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墨顿所说,一个社会只有贫穷或者只是富裕均不产生犯罪,但一个社会贫富悬殊就会产生大量犯罪。若相对差别发生在同一区域中,更容易引起贫困人群的公平失落感和相对剥夺感,因而更容易形成犯罪动因。[iii]

(二)合法获取金钱的能力有限和犯罪的“低成本、高回报”使外来务工人员容易选择犯罪作为获取金钱的方式

不论是要满足合理需求还是要满足贪念,都需要获取更多的金钱。然而由于自身文化素质的限制,外来务工人员以合法方式获取金钱的能力非常有限,而侵财型犯罪无疑是一个“终南捷径”。然而,犯罪在高利润的同时也伴随着高风险,法网恢恢,疏而不露,犯罪付出的代价将会是自由甚至是生命,因此,要走上这条捷径是需要“勇气”的。那么是什么让他们鼓起“勇气”走上“两抢一盗”的犯罪道路呢?笔者认为,犯罪成本低廉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犯罪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成本:

成本一,犯罪所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笔者在本文的前言部分已经分析过,“两抢一盗”是简易性犯罪,作案方法简单,无需高智商,无需精心策划;作案工具简易或干脆无需作案工具。因此,从犯罪所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这个层面来讲,犯罪成本低廉。

成本二,因犯罪而受到刑罚的风险。这一风险与犯罪后是否能被及时发现和抓获密切相关。然而,这一情况在宝安区并不乐观,与特区内的四个区相比,犯罪分子在宝安区实施“两抢一盗”犯罪后被及时发现和抓获的可能性并不高。这是因为,首先,宝安区人口数量大、密度高,并且绝大部分为非深圳户籍的外来人口。为数众多且流动性极强的外来人口是困扰了宝安区人口管理工作多年的难题。与户籍人口相比,外来人口没有翔实的档案,没有固定的住址,甚至没有真实的姓名,案发后很难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这一问题在共同犯罪中表现的尤其明显,一些案件中,在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供认了全部犯罪事实,并交代了同伙的情况,但是,由于其知道的只是同伙的省籍和绰号,在逃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仍然无法确定。其次,宝安区鳞次栉比的城中村、出租屋,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广阔而理想的藏身空间。城中村中建筑密度高、人口密度大、人员流动性强,居民互不熟悉,租住其中只需交纳一张照片和身份证复印件即可,而许多出租屋主关心的只是租金的收取,对租客交纳的照片和身份证复印件是否是其本人并不作审查,对与租客同住的其他人员也不予理会。因此,犯罪分子在城中村中藏匿是轻而易举的。最后,宝安区警力配备严重不足。通常,警力是按照当地的户籍人口数量来配备的,而宝安区的人口结构非常特殊,户籍人口少,外来人口多,常住人口少,流动人口多。因此,相对于宝安区实际管理的525.65万人口来说,宝安区的警力配置严重不足,见警率和管事率明显低于特区内的四个区,难以及时发现和制止犯罪行为,难以对犯罪分子形成威慑。综上,从因犯罪而受到刑罚的风险这个层面来看,在宝安区实施“两抢一盗”犯罪,成本低廉。

成本三,因犯罪而放弃的东西,即犯罪的机会成本。经济学家把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放弃的东西称为机会成本。把这个概念放在犯罪这一行为上,犯罪分子实施“两抢一盗”犯罪可能得到金钱,但同时他必须放弃的是名誉、稳定的生活和美好的前程,他还可能需要放弃的是自由甚至是生命。从一个检察人员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机会成本是非常高的,高得难以承受,所以,笔者选择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实做事。但是,通过对“两抢一盗”犯罪嫌疑人的提审,笔者发现,在他们看来,犯罪的机会成本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十分低廉。首先,因犯罪而需要放弃自由的前提是被发现并抓获。但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从目前宝安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实施“两抢一盗”犯罪后被及时发现和抓获的几率并不高。而至于可能需要放弃生命这一点,很多犯罪嫌疑人的答案是没想那么多,没想到会那么严重。其次,不论是名誉、还是稳定的生活或美好的前程,其宝贵是相对于拥有而言的,如果一个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名誉,本来就没有稳定的生活,本来就没有美好的前程可言,那么,他还需要去珍惜这些东西吗?结合外来务工人员的实际情况来看。他们远离亲人,生活在陌生的城市,没有几个熟人,没有多年经营起来的社会交往圈子,没有需要用心维护的清白家史,因此,名誉是无所谓的;他们远离家乡,外出务工,在哪个城市落脚,在哪个工厂工作具有偶然性,因此,生活本来就是漂泊的;他们文化水平低,在工厂里又很难得到再教育的机会,只能日复一日地重复简单劳动,打拼多年后仍旧和刚从农村里出来一样无一技傍身,无从晋升或进入较高级的社会阶层,因此,前程和今天并无二至,如果不满意今天的生活,那也就自然无需珍惜前程了。综上,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外来务工人员的犯罪成本低廉。

(三)情感真空引发的趋向犯罪行为的精神动向使外来务工人员容易选择犯罪作为获取金钱的方式

外来务工人员容易选择犯罪作为获取金钱的方式,一方面是由合法获取金钱的能力有限和犯罪的“低成本、高回报”这一客观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由趋向犯罪行为的精神动向这一主观因素造成的。德国著名刑法学家保罗·约翰·安塞尔姆·费尔巴哈认为,所有违法行为的根源都在于趋向犯罪行为的精神动向、动机形成源,它驱使人们违背法律。[iv]通过对宝安区“两抢一盗”案件的调研,笔者发现,情感真空是趋向犯罪的精神动向的诱因。这种情感真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家庭荣誉感的缺失。宝安区外来务工人员的平均年龄只有21岁,这样的年纪,在很多人的眼中还是孩子,但是他们已远离家人和乡亲,独自一人来到陌生的城市谋生了。他们脱离了父母的监督和保护,与家人联系不多,除了给老家邮寄的财物之外,家人、乡亲无从了解其在外的生存状态。地理上的距离导致信息的屏蔽,家人和乡亲们能够看到的只是是否衣锦还乡,而看不到衣锦还乡的背后是劳动还是犯罪。因此,一些人为了衣锦还乡不惜铤而走险,反正与家乡远隔千里万里,即便被抓获、被处以刑罚,家乡人也无从知晓,也不会影响家人的名声。以谢某盗窃案为例。2007年,谢某因涉嫌盗窃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其盗窃的手法是用弹弓打破停放在路边的汽车玻璃,然后盗取汽车内的财物。而据其交代,这一作案手法正是过年时在家里跟其同乡学会的。其同乡靠这个方法发了小财,过年回家时很是风光,于是村里的好几个年轻人都动了心,纷纷以打工为名离开家,专门到宝安进行盗窃活动。

第二,企业归属感的缺失。 宝安区有着数量庞大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但不容回避的是,许多企业由于规模小、资金少,往往只专注于获取利润而对建设企业文化和关爱员工,尤其是底层劳务工则并不感兴趣,几乎从不开展任何形式的企业文化活动,也很少为员工提供技能培训的机会。外来务工人员过着从车间到宿舍的简单两点一线生活,与工厂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用劳动力换取工资,在加上收入微薄、工作不稳定,工人很难对企业产生感情。近年来,利用工作的便利盗窃甚至抢劫本厂财物的案件不断增多也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以刘某等七人盗窃案为例,涉案的七名犯罪嫌疑人中,有车间主管、仓库主管,也有运料工、保安员,并且七名嫌疑人之前并不熟悉,但当其中一人提出盗窃本厂财物的想法并联系其他几名犯罪嫌疑人时,不同环节、不同层次的七名员工竟然一拍即合,当晚便实施了盗窃行为。试想,如果员工对企业有很强的归属感,像爱护自己的财产一样爱护企业的财产,那么这样的案件还会发生吗?

第三,社会认同感的缺失。社会认同感能使人产生心理上的满足和愉悦,能够帮助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对于远离亲人,独自在外漂泊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要保持健康的心态,社会的认同尤为重要。但事实上,外来务工人员要想获得社会的认同是很难的。首先,认同的前提是知悉,知悉的前提是沟通,而与人沟通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对于绝大多数单纯以赚钱(而非生活)为目的而来到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拿出专门的时间和精力来与人沟通无疑是奢侈的。其次,虽然深圳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但不容否认,在一些人的心里还是存在很强的地域界限、等级观念,要真正转变观念,接纳、认可来自相对落后地区,从事简单体力劳动,文化素质不高的外来务工人员是需要时间的。最后,“两抢一盗”犯罪严重危及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安全感,而犯罪主体户籍地的显著特征使人们无形中对外来务工人员产生了一种心理推定,认为所有外来务工人员都可能成为犯罪分子,从而排斥他们、不信任他们。而这种排斥和不信任又造成了对外来务工人员情感的伤害,使他们也排斥甚至是敌视社会,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总之,得不到社会认同的人自然也不会认同社会,得不到他人关爱的人自然也不会关爱他人。“两抢一盗”犯罪的高发,尤其是主观恶性较大的入室盗窃、入室抢劫、抢劫致人死亡等案件的增多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三、宝安区“两抢一盗”犯罪的应对策略

    “两抢一盗”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十分贴近的一类犯罪,该类犯罪的高发严重危及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安全感,损害了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信心。因此,必须采取行之有效措施严厉打击“两抢一盗”犯罪。

(一)着力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状态,缩小贫富差距,消减犯罪欲望

侵财是“两抢一盗”犯罪的主要目的,要遏制“两抢一盗”犯罪首先要从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状态,缩小贫富差距,从而消减侵犯他人财产的犯罪欲望入手。结合宝安区的实际情况,要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状态,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努力:

第一,大力推动产业升级,全面提升外来务工人员素质,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使外来务工人员从根本上摆脱生存困境。一方面,宝安区的发展需要进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通过产业链群的升级,吸收素质较高,具有法治理念的人力资源。“仓廪实而知礼节”,我们不可能要求只受过小学或者中学教育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人个个都活得跟圣人一般,知书达理。产业升级能创造新的要求更高的工作岗位,要么吸收新的素质较高的人才,要么原有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人提高自身素质,转变为新型人才。如前所述,实施“两抢一盗”犯罪的人其学历往往集中在小学、初中水平。反观之,虽然学历并不代表一切,但是学历越高代表其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社会的理解更深刻,越不容易参与暴力型的犯罪,这还是有普遍说服力的。

第二,重视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保护及安全保障问题,降低外来务工人员因受到外来侵害而陷入生存困境的风险。首先,要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管,尤其是加强对企业安全生产设施、安全生产条件及是否有随意延长工作时间、超时加班等现象的监督检查力度,从而减少外来务工人员受到劳动伤害的可能性。其次,司法机关要加强与企业工会、工业区物业管理单位的合作,定期在工业区开展“两抢一盗”犯罪的预防宣传工作,并通过举办讲座、有奖预防知识竞赛等活动,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学习法律知识和犯罪预防常识的积极性。

第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避免外来务工人员陷入生存困境。首先,要丰富社会保障形式,除社会保险之外,还应鼓励保险行业开发适合外来务工人员的商业保险险种,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社会福利、慈善救助的保障范围。其次,要加强对社会保险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杜绝拖延或拒绝签订劳动合同、不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的现象。今年由于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这一工作需尤为重视。再次,社会保障机构,如救助站等,应通过在工业区设立联络站、张贴告示、散发宣传资料等方式加强宣传,保证外来务工人员知悉并在有需要时能够及时与社会保障机构取得联系,避免陷入生存困境。

(二)努力提升犯罪成本,遏制犯罪冲动

犯罪成本低廉是“两抢一盗”犯罪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提升犯罪成本是遏制“两抢一盗”犯罪的一个有效途径。本文第二部分所分析的犯罪的三方面成本中,成本一,即犯罪所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是由“两抢一盗”犯罪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短时间内无法改变。因此,要提升“两抢一盗”犯罪成本,应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考虑。

第一,采取措施增加犯罪后被及时发现和抓获的可能性,从而提升因犯罪而受到刑罚的风险。首先,应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并改进管理模式。今年八月一日起,深圳市居住证制度将正式开始实施,而实施了多年的暂住证制度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此后,在深圳市内居住30日以上、已满16周岁未满60周岁的非深圳市户籍人员必须申办居住证,居住证自签发日起有效期为十年,到期可申请延期。居住证制度相对于暂住证呈现出新的管理理念,一是淡化户籍观念。居住证强化“居民”意识,给外来务工人员以归属感,“可以让非深户籍人员在深圳立足,并早日安下心来,把这个城市看作是自已的城市,而不是别人的城市”。[v]而暂住证强调“外来”概念。二是承载的信息量大。居住证承载的信息分为两个层面,卡面上有姓名、性别等可视信息,卡内芯片上有机读信息,包括从业状况、社会保险、婚姻状况、计划生育、诚信和违法行为记录等,外来口在深的表现和贡献年限都将有所记录,一旦政府作出某种决策,居住证的统计信息将成为最科学、最有针对性的参考。而暂住证只记录基本信息。三是给予市民待遇,让外来务工人员也能够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从而改善生活状况。居住证持有者将享受诸多市民待遇,办理以自愿为主;而暂住证没有优惠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人格歧视,办证属于强制性。四是管理更加人性化。居住证规定办理时间为进入深圳30天内,改变了过去暂住证制度下凡暂住3日以上均需办理暂住证的“一刀切”管理模式。居住证制度实施后,政府有能力对生活在深圳的每一个人做到精确掌控,通过这种“精确”而动态地跟踪流动人口的管理,包括将违法犯罪记录载入居住证内等一系列措,能“精准”地对犯罪分子实施打击。其次,应加强对城中村的管理,强化街道和社区对居住在出租屋内的外来人口的监控,对他们进行登记,并建立信息档案。与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户籍地区建立长期的联系,及时掌握他们的动向,及时更新人员信息。充分运用法律规定,让出租屋主负起管理责任,改变以往只收租不管理的陋习。最后,应优化警力配置,以各行政区实际管理人口数量作为警力配置的依据,提高宝安区的见警率、管事率,对犯罪分子形成有效威慑,提升人民群众的社会安全感。

第二,提升“两抢一盗”犯罪的机会成本。首先,大力开展法制宣传,选取典型案例在“两抢一盗”犯罪高发的工业区进行公审公判,增强受众对实施犯罪的心理恐惧感,使受众对犯罪需要以自由甚至生命为代价有清醒的认识。其次,我区司法机关应与劳动力输出地司法机关建立合作关系,将案件的有关情况在行为人户籍地予以公示,从而达到教育行为人乡邻,避免跟风效仿和增加行为人犯罪成本的效果。再次,应适当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关爱外来务工人员,使外来务工人员热爱自己的工作,珍惜自己的工作,不忍因犯罪而失去自己的工作。最后,政府和企业应面向外来务工人员积极开展劳动技能培训、文化知识讲座、法律知识讲座等再教育事业,全面提升外来务工人员的谋生技能、文化知识和道德修养,使外来务工人员逐步形成公民意识,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晋升的空间和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从而使外来务工人员珍惜前途,不愿轻易以身试法。

(三)积极填补外来务工人员的情感空白,转变趋向犯罪行为的精神动向

情感真空引发的趋向犯罪行为的精神动向是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内因。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内因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想有效遏制“两抢一盗”犯罪必须将趋向犯罪行为的精神动向转变为厌恶犯罪的精神动向。而这一转变的实现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家庭荣誉感的回归。外来务工人员独自漂泊在外,很少与家人联系,对家庭的荣誉感和责任感逐渐淡漠,家庭内部的扶持和督促处于空白状态。以整体形式存在的相对稳定的家庭分散为以个体形式存在的缺乏稳定性的个人意味着家庭职能的丧失。而随着家庭职能的丧失个体被直接抛向了社会,社会需要承担原本应由家庭承担的对个体的监护责任。然而,相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而言,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无法对个体进行有效的监护。因此,要想有效遏制“两抢一盗”犯罪必须恢复家庭职能,使家庭荣誉感、责任感回归。企业应主动与员工家属保持联系,将员工的表现及时向员工家属反馈,并通过在节假日发放亲情电话卡等形式为员工与家属的联系提供便利,使家庭成员之间保持紧密的联系,从而互相扶持、互相督促,使外来务工人员重视家庭情感、珍惜家庭荣誉,厌恶犯罪可能带来的恶果。

第二,企业归属感的回归。外来务工人员对企业缺乏归属感直接导致了以本单位财物为犯罪对象的“两抢一盗”案件的高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充分发挥企业工会的作用,在尚未建立工会的企业建立健全企业工会组织,在已经建立工会的企业应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深入了解工人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并积极帮助工人解决困难。开展企业文化活动,丰富工人的业余生活,增进工人之间、工人与企业之间的感情,使工人产生归属感,能够自觉的将企业的利益放在心上,不仅做到自己不盗抢企业财物,并能做到发现他人有上述行为时积极举报。

第三,社会认同感的回归。社会的认同能够给人以信心和希望,使人热爱生活并愿意回报社会,从而厌恶犯罪;反之,社会的排斥会使人自卑和失望,使人厌倦生活并憎恨社会,从而亲近犯罪。每个外来务工人员都是社会的一分子,他们为城市的发展付出了青春和汗水,用辛勤的劳动换取微薄的收入,较多的承担了改革发展的成本,却较少的享受了改革发展的成果,他们完全有理由、有资格获得人们的尊重。政府应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展现自己的平台,提供与户籍人口接触、沟通的机会,引导社会公众对外来务工人员形成正确的认识。劳务工职业技能大赛就是一项非常值得推广的活动。参赛的劳务工通过比赛获得了自信、获得了社会的认可,观赛的劳务工通过比赛看到了榜样的力量、看到了努力的方向,社会公众通过比赛对劳务工有了了解、有了正确的认识,可谓是一举多得。因此,政府和企业应广泛推广这一活动,并积极组织外来务工人员参赛、观赛,让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走上舞台,展现自己,获得社会的认同,从而将消极萎靡的人生态度转变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将趋向犯罪行为的精神动向转变为厌恶犯罪的精神动向,从而有效遏制“两抢一盗”犯罪。

 

 

 

 

 

 



[i] 参见孙春:《江苏省“两抢一盗”犯罪形式分析和对策探讨》,载自《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19页。

[ii] 参见王金玲:《妇女与本土: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妇女犯罪研究》,载自《浙江学刊》,2002年第6期,第167页。

[iii] 参见吴满峰、陈沙麦:《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女性犯罪》,载自《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4年第16卷第2期,第8页。

[iv] 参见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第6页。

[v] 参见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施志刚同志在推居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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